海外观察 选举日小人物故事三则

  美国的选举日定在每年十一月第一个周一后的周二(“超级星期二”),因为十一月的第一周恰好没有周一,2017年的选举日是11月7号。作为一个“选主”国家,选举日不仅与选举总统和联邦公务官员有关——尽管从2016年总统大选来看,国家选举,特别是总统大选,无疑是让美国老百姓和我们这些“吃瓜群众”更加热血的竞选。还记得2016年美国选举日那天,北京半阴不晴,我和朋友正吃着热气腾腾的火锅,调侃说广场上锻炼的中国老大爷们都在“预测”竞选结果时,突然收到老爸的微信,他很高兴地说特朗普赢了,“又可以看四年热闹,但好像这次更热闹了”。相比之下,2017年的选举日没了总统大选,也没有中期选举,终于像是美国老百姓自己的日常活动了,也让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美式“选主”,观察普通人在选举中的行为,并且想想竞选和投票对他们到底意味着什么。抛去政治科学中的模型、民调数字以及对“选主”批判不论,就从我所接触到的、身边普通人的经历出发,讲三个关于选举日和选举的小故事吧。

  我和几个访学的同学一起,住在109街最靠近百老汇大街的一间公寓里,公寓的正下方就是一个学校操场,几乎每一天的生活都会在孩子们的嬉闹声中开始。然而选举日这一天的气氛注定不同,因为被征用为投票站的公立小学是“属于成年人”的,嬉闹变成了另一种喧嚣。我一走出公寓,便被一群赶着去投票的选民和负责选举事务的专员给包围了——有人站在街口做引导,有人在选举站门口做选民资格核对,还有人举着各式各样的标语,积极分发宣传单,热闹但不失秩序。这个周二,我预约了在168街一个市政办事处办理市政卡的业务,办完正事趁着时间尚早,便壮着胆子穿越了位于哈莱姆的黑人区(注:这一区也是纽约民权运动的重要阵地),一路向南徒步回家,沿途也看到了黑人区别样的竞选活动,和我曾经参加过的、“挂国旗、奏进行曲”的严肃选举很不一样。这第一个关于选举的故事是我在选举日中的经历和感受,与积极参与其中的竞选者有关,与节日和庆祝有关。

  对于在125街以北的哈莱姆街区生活的黑人来说,推举一位黑人代表意味着族裔的荣光。一路向南穿过黑人聚居区,增加了很多真枪实弹的NYPD,我并没有平时远望这一区时的那种恐惧,因为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挂满和善与自豪——“重要的是,我们在庆祝又有一位我们的孩子要为我们做些事情了”,一位玩累了但依然很兴奋的大妈如是说。在这一区,选举竞争的火药味儿并不浓重,满街都贴满了同一名黑人中年男性候选人的宣传海报,海报中的候选人正站在他族裔所组成的社区中间,笑容很自信也很有感染力,海报上也写满了候选人的竞选主张,看上去非常“专业”。有许多黑人大妈在街道上派发宣传单,她们都穿着印有候选人头像的统一的T恤,也有人跟在候选人身后,一路敲锣打鼓地喊着“vote for him”,还有几个衣着并不算光鲜的老大爷,可能互为熟识的邻居,自发地站在街角,拿着各自顺手的乐器,奏着爵士的调子,不时有折腾累了的人们驻足欣赏。说一句可能有些“政治不正确”的话,以往单单是望向这一边,看到街上零星走过的无所事事的黑人,尤其是不经意间看到他们的眼神朝我的方向看过来,我都会从心底升起一种莫名的恐怖,而到了选举日,这一区就像一夜之间换了新颜,突然就有了活力,带起了节奏,人们跟随候选人在街道上游行,路边各种颜色艳丽的装饰,还有曲奇饼干和苹果酒,一切的一切,好像不单单是为了一张选票,反而像是一场盛大的嘉年华。

  而对于谋求连任的109街区代表来说,选举日则像是又一次难得的家庭欢聚。正赶上109街区的白人中年男性(中产?)候选人汤姆谋求区域党代表连任,他胜算很大,因而我们家楼下除了他的宣传台之外,好像也没看到其他候选人在积极竞选。局势的一边倒减少了竞选的紧张感,他的宣传台就摆在我家门口,我进进出出都要经过,台前总会有人驻足,他也很开心地与邻居们攀谈。至于竞选的宣传材料,在我看来颇有些“上不得台面”:有他女儿和小儿子画的支持父亲的卡通画,就那么大大咧咧地挂在台子旁边;还有他家里成员的各种合照,其中不乏一些穿着随意比划搞笑动作的照片,看了令人捧腹;唯一看上去“正经”的是他自己制作的竞选海报,但上面也主要是关于他参加或组织各种社区活动的照片,政治主张、胜选保证之类的仅寥寥数语。他的竞选团队就是他的家人,大家的穿着也不那么正式,他是家里唯一穿着白衬衫站在台子旁边的人,没有正装没有领带,也没有将纽扣完全系好,看上去十分亲民。说实话,我是真心觉得他搞的DIY竞选很“土”,一开始还以为他们就是简单在支持某位家庭成员,根本没把他往“候选人”上联想,或许是看到了我进进出出不时流露出的尴尬,他主动过来跟我搭话,非常热情地向我介绍他的家人,包括他的母亲,太太,弟弟,弟媳,他的两个孩子以及家里养的雪纳瑞“爱茉莉”。老奶奶行动不是很方便,但依然很热情,拉着我展示她家里的各种合照,还邀请我品尝她亲手做的苹果派,我一边觉得盛情难却,另一边又觉得“无功不受禄”,就反复推辞,强调自己不是选民,不能给汤姆大叔投票,只是好奇他们怎么选举,结果好客的一家人非但没有嫌弃我这个局外人,反而更加热情地主动询问我想知道些什么。据汤姆说,他已经为这一区服务了近十年的时间,他对此感到十分骄傲,因为没有什么竞争对手,他便将每一次的竞选日当成是一次难得的家庭聚会时间,喊上一大家子人一起助选,也一起享受老母亲亲手制作的家庭美食,三代人就这么一起待上一整天,讲讲老故事,结识新朋友。

  与汤姆一家待上大半个小时的时间,不得不说他们的热情和温馨很有感染力,也稍稍改变了我对他“原生态竞选风格”的负面看法。再想到125街载歌载舞的非洲裔美国人,我突然感到选举日真是一种矛盾的体验:竞选不就是为了获胜吗?怎么会有这么不在乎(或看似完全不在乎)胜败的候选人呢?选举日成了一种节庆,一种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仪式感,重新聚起忙碌的家人,也联结起陌生的选民与竞选者,这一天,不论结果如何,至少人们享受了整个过程。

  无论胜选与否,参与竞选的人都将选举日当成了一种关于民主的节庆,拿出百分之两百的热情包装并推销自己。积极竞争当然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局面,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似乎“结局早已注定”——他们不会改变自己既有的党派选择,也不可能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对某一新参选者有任何充分的了解,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进门投票然后走人,或干脆无视选举。关于竞选日的第二个故事,来自我身边的朋友们(选民)在竞选日的经历,她们做出相关反应的缘由在美国老百姓中还是挺普遍的。

  选举日在美国是法定的一个日子,但却不能称为一个法定假日,尽管如此,许多被征用为投票站的公立学校会选择给学生放一天假,而雇员多为选民的公司也会酌情考虑给员工放假。这一天,很多人从自己的家里走出来,或是去离家最近的投票站投票,或是趁这一天的闲暇出门走走,导致市政交通的压力不降反升,这就使得依然需要上班的人们不得不赶早出门投票,然后尽量错开交通高峰去上班。我家门口的投票站也不例外,一大清早便排起了长队,就像百老汇108街的“绝味百吉饼”网红店一样热闹,排队的人或拿着公文包,或无聊地读着报纸,脸上写满了不耐烦,而走出投票站的人们则一脸释然,行色复匆匆。

  当天上午,我预约拜访了中国法中心的秘书宝莱特女士,十点准时出现在她办公室门口,她也一如既往地热情接待了我。猜到我可能会对选举日感兴趣,她也特地聊起了自己的投票经历,跟我“吐槽”说今天是她的“慌乱日”:因为女儿所在的公立学校放假,而她又恰好在“不放假大学”工作,不得不把女儿一个人留在家里,这使她为女儿一天的吃喝安全等问题更加操心。我注意到,她胸前贴了一张“我投过票了”(I Voted!)的贴纸,蓝底白字十分醒目,便好奇问她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都到办公室了还要贴着它。“为了躲麻烦”,她随意回复到。——原来,每位选民走出投票站的时候都会领到这样一张小贴纸,就像纽约的许多博物馆门票一样,他们把贴纸贴在醒目的位置,主要是为了告诉投票站附近催促过路人去投票的工作人员:我已经投过票了,不要来烦我。小贴纸就像是躲避投票站的护身符一样,有了它,就少了许多在路上被人“围追堵截”的麻烦,而宝莱特之所以在办公室仍贴着贴纸,还因为在选举日这天,同事之间难免打招呼的时候要加一句“你去投票了没”的问候,贴上贴纸,大家心照不宣,也省去了麻烦,更能避免对方还没及时去投票的尴尬。由此,我想到格林教授在第一堂宪法课上询问同学是否以及为什么要参加投票的情形来了,大多数人当时的回答是将选举投票视为一项必须履行的公民义务,也有人认为能够作为选民参与投票是一件很光荣的问题。不得不说,看着从我身边走过的,贴着“我投过票了”贴纸的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们,我觉得“投票=尽公民义务=好人”的连等式在很多美国人中间依然是成立的,投票意味着一个人履行义务表达了自己的政治偏好,是政党和国家可以靠得住的公民——这让好人和好公民划上等号,似乎也不算是什么难事了。

  普通选民的逃离是一个“一触即离”的故事,我身边还有另外一些具有选民资格的美国人,则干脆选择了在选举日当天彻底逃离选举。丹妮斯是我来纽约以后最早认识的新朋友之一,父母从台湾来到美国,而她自己则属于“移民二代”,是地地道道的土生子,她在耶鲁接受了高等教育,也是在大学期间皈依了基督教,早年在华尔街工作,后来辞掉工作,热心于教会的服务工作,帮助国际交换生提高英语口语能力并尽快融入美国社会氛围,认为无论是金融工作还是现在的工作,“皆是上帝的安排”;同时,她多才多艺,在纽约合唱交响乐团担任首席小提琴,也为所在的教会做钢琴伴奏。在我看来,她应该不能算是一个政治人,倒像是一个现代的传教士:无论是吃饭、工作还是任何其他的娱乐活动,皆是以祷告始,以祷告终,无有例外;与美国现在一些教派脱离《圣经》的做法不同,她仍强调对《圣经》文本本身的阅读及体悟,为了更好地理解“上帝的语言”,她自己还特地学习了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家居陈设,从书柜中的藏书到一个不起眼的小挂饰,处处都流露出炽烈而又宁静的虔诚。

  选举日当天,她将原来固定的隔周周四的聚会改成了大熊山徒步旅行,邀请英语角和读经小组的朋友们组团参加。我是在一周以后见到她时才知道她的“出逃经历”的,她向我展示了一些游玩时的照片,能看得出来,每个人都很开心,玩得不亦乐乎。她也提到当天在大熊山上有许多拖家带口的徒步者,可以用“人头攒动”来形容,大家也似乎都充分利用了这一天宝贵的闲暇,一起逃离被选举淹没了的城市。我好奇地问她为什么不去投票,她只说觉得这是很“无所谓”的事情,毕竟现在美国政治的情况无比糟糕,“或许上帝对此有更好的安排”。出于对她生活情况的稍许了解,我知道她的说法并不是在找一个宗教的借口来随意逃避责任,而像是一种颇为认线年的总统大选来看,选举可能会带来一个不那么美好的,甚至是“恶”的结果,既然选举没有用,何不试着寻找来自上帝的“更好的安排”呢?比如,用脚“不投票”?

  无论是世俗的一触即离,还是宗教性的彻底逃离,乍一看,她们的行为和态度都有些鸵鸟战术——无视“无关紧要”的选举,世界即使不会变得更好,至少也不会更糟。我也注意到,身边还有很多人或多或少以类似的理由在排斥如2017年这样“无关紧要”的选举日,但他们中却也有一些人寄希望于在下一次总统选举中尝试参与投票,目标是“干掉特朗普”。每每谈到这个话题,我都会感到由衷地讽刺,明明特朗普出自纽约,却在纽约人中间收到了最极端的讽刺和挖苦——听说“黑特朗普”已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正确”,我只能说,纽约人民早就已经这样做了。我曾经不止一次听到周围人提及弹劾总统的可能性问题了,其中有自认待遇不公的退伍老兵的意气用事,也有博物馆留言簿上愤怒的表达,更有哥学院午间讲座上教授的精密论证,当然还包括法学界的“奥林匹斯之神”凯斯·桑斯坦教授新鲜出炉的《弹劾:公民指南》(Impeachment: A Citizen’s Guide)一书。弹劾总统在美国无疑是件大事,成功的可能性有,却不会太大,更多人仍然期待通过常规选举来改变现状。对此,我总是喜欢问他们对于2020年大选的期待,大家的回应也总是出奇的乐观,“下一次,把错误纠正了,一切就都会好了”,起初我很不理解他们的想法,觉得他们太过自信,也曾表达过自己的各种担心:特朗普剩余的任期内肯定会有许多触动千千万万美国普通人利益的政策变化,真的要“忍”上四年吗?虽然有很多人回想2016年总统选举时“大呼上当”,万一(肯定有这种“万一”的可能性存在)特朗普成功连任了呢,还要再“忍”上四年?每每被问到这种问题,聊天的气氛就会变得非常尴尬,他们对于2020年大选那“千禧年”式的期许突然就变得苦涩了许多。或许对于总是试图“逃离”的人来说,选举真的不会是一场节庆,反而成了一根救命稻草,一种与美式民主制度有关的救赎。

  根据美国宪法第26修正案,投票人的年龄要满18周岁,然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举,选举日的故事也完全可以是一个伴随青少年成长的故事。在访学期间,我有幸结识了即将来中国访学的国际关系学院学生贾斯汀,得知我对美国人的选举生活很感兴趣,他便同我聊起了他十几岁时候参与“助选”的经历。

  以我贫乏的经历来理解,“助选”不过是一种即时性的“拉票”,印象最深的就是选举学生干部的时候,每个竞选者都要上台“讲两句”,如此而已。贾斯汀则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助选的确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助选者甚至会变成政党在基层的“鞭子”,尤其是在他生活的俄亥俄州——一个典型的摇摆州,有时候组织有效的助选就意味着胜选。根据贾斯汀的说法,在他的老家克利夫兰,选举的结果常常不可预测,然而所谓的“摇摆”,实际上包含着略微有些苦笑的意思,并不是说今年人们喜欢,到明年就变了自己的想法,转而支持共和党了。就他所知,邻居的每一个家庭都有固定的政治倾向,通常不会轻易改变自己所支持的党派,所谓“摇摆”,不过是那一年参与投票者的总体政治倾向略有不同,且通常情况下,具体摆向哪个党取决于当年参与投票的农村选民投票数——农村人要么不投票,投票则多会投给共和党。最近,最高法院判了一个与俄亥俄州选民登记有关的案子,在美国的社会关注度极高,大概也是与摇摆州选民的这种“惰性”有关。这种情况也让我立即联想到纽约的情况,尽管纽约在整体上已是毫无疑问的地盘,在纽约的五大行政区(注:曼哈顿、布朗克斯、布鲁克林、皇后区、史丹顿岛)中,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史丹顿岛却是一枝独秀的红色选区,在最近特朗普发推文为共和党代表助选时,他也着重为史丹顿岛的代表丹·多诺凡(Dan Donovan)撑场子,专门发了一条推文来宣传丹的政治主张,恰恰就是因为丹是特朗普在纽约唯一的“自己人”。在与一些由南部州来到纽约工作的学院行政职员(与我国的“北漂”类似,纽约有很多的“东漂”)交谈后,我发现克利夫兰和纽约的情况在美国不算特例。

  情势已然明朗,所以像贾斯汀一样在克利夫兰度过青少年时代的孩子在选举日之前总会为助选活动打些力所能及的“零工”。小一点儿的孩子会挨家挨户派发竞选传单,就像是万圣节的捣蛋活动或是报童的日常工作一样;稍微大一点,贾斯汀会利用暑期时间参与助选活动,通常是不厌其烦地挨家挨户敲门或者打电话,以确保人们(尤其是农村的人们)会在当年的竞选日走出家门投票,这个过程略显枯燥,而且很多时候就像是传销电话一样令人厌恶,“但这的确很有效”——贾斯汀提到,有时候人们会故意“遗忘”选举日,通过反复地敲门和打电话提醒,人们最终会走出家门投票的。两党的决胜关键就是谁能在选举日到来时动员到更多选民,也因为选民本身不会轻易改变投票意向,因而两党也不会浪费太多力气在争取对方选民上,他们的拉票目标集中于自己的基本盘,还是以贾斯汀为例,他从小到大一直都为工作,主要负责给居住在城市里的选民打电话,“只要我们争取到足够多的人投票,只要住在农村的人足够懒,我们就能赢”。

  生活在选举中的孩子似乎从小就知道:为了实现目标,你必须自己去争取。从贾斯汀身上,我学到的更为重要的一点或许是:经年累月浸泡在这样一种两党选举竞争的环境之中,他积累了许多“基层经验”,真正懂得寻求实现目标的方法,一言以蔽之,通过参与助选活动,他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行动派。也因为熟悉周围的选民关心什么议题、为什么关心、关心到什么程度,他还曾顺利地在国会找到过一份实习工作,工作主要涉及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政策数据分析,而他要达到的目标,是通过科学分析使得政策在选民眼中更有吸引力——不得不说,生于斯长于斯,这正是他擅长的领域,谈起国会的这段经历,他仍是自信与激情满满。也可以想见,在美国,有千千万万的孩子会以类似于贾斯汀的方式参与到选举活动中来,选举成了一种必要的生活经验,也成为他们成长教育的一部分,就那样一代一代地传了下去。

  “选主”之下的两党在竞选中经历着周期性的死死生生,也让“选举日”成为了美国普通人生活的一部分。2018年,共和党即将迎来执政后的第一个中期选举,而也在积极备战,期待“收复失地”。随着又一个选举日的临近,双方的站台和选战活动也越发积极。虽然目前仍处于党内预选和提名的环节,仅从两党在推特上的官方账号每天更新的内容看,的确是不同党派的主张和策略差异鲜明,相比之下,作为执政党的共和党推送的“竞选广告”没有多,他们往往会一边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政策拿出来“鞭尸”,同时转发总统推文一起痛骂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针对上一次总统选举中“通俄门”调查的进度缓慢和不公;一边又推出特朗普政府执政一年来在相关领域内取得的一些进展和近期计划,尤其集中于外交、国防、非法移民、就业和减税等“老大党”传统议题之上。宣传内容中不乏一些煽动民众激情的修辞,比如转发中美“贸易战”和“中兴事件”中特朗普那“屠龙勇士”般的宣言,不管底气如何,从大多数的推特回复中的确能感受到“说硬话”的抚慰作用;再比如关于非法移民对国内安全和就业的压力,推文的内容也会让人似乎一下子就感受到了某种“明显且即刻的危险”。本着“一切为了选举”的大原则,共和党内搁置建制派与反建制派之间的争议,基本上会忽略、也不去回应与特朗普执政相关的负面信息,力求与总统荣辱与共。而在以“进步党”自居的方面,党的国家委员会则更为积极地为各州的候选人站台,候选人本身也延续了以往的代表多元性,其中女性候选人的比例大大增加,2017年还有美国首位跨性别的候选人弗吉尼亚州的罗姆(Danica Roem)成功击败连选连任13次的“恐同症首脑”马歇尔(Robert Marshall),一时间引发热议;竞选议题则集中于移民的利益,环境保护,跨性别人士权益以及其他国内社会福利问题,当然也少不了从反对党立场出发的,对当前政府政策的各种批判。特朗普执政虽给美国政坛带来了许多变数,政党议题、意识形态、竞选方式却相对固定,党同伐异早已构成了美国选举政治的常态,而如今,这样的常态也因为极化政治和不断滋生的激进行动而渐渐变成了一种美国老百姓都意识到的“新常态”——由此想起读书会上曾经读过的迪昂的书来,如果今天再问美国人对政治是什么态度,答案八成是:恨得牙痒,但也恨得很累。至于2018年的选举日究竟如何,还是拭目以待吧。

  北京大学2015级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兴趣为美国宪法理论,美国两党制。交流学校: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交流时间:2017年8月-2018年8月,为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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